赵小贝

漆永祥（章静绘）

有清一代之学，乾嘉考据最具特色。关联词，清末以来一直饱受品评，致使曾为清一火背锅。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于乾嘉考据学的倡导有了变化。怎样看待乾嘉考据学在学理上的得失过火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勾连？北京大学中语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件筹商中心漆永祥阐扬专治清代考据学，最新出书了《乾嘉考据学筹商》（增订本）一书，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漆永祥阐扬指出：咱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筹商，至少在府上占有上和学术筹商的深度上，大大超越先哲，但对乾嘉学术的评价，仍然隐蔽在清末“大家效应”的光环之下，值得抚心内省。

《乾嘉考据学筹商》

（增订本）

漆永祥著

北京大学出书社

2020年7月出书

548页，110.00元

采访︱黄晓峰

一般东说念主在谈乾嘉考据学时，往往对其界定比拟朦胧，能否先精真金不怕火先容一下您对乾嘉考据学的界定。

漆永祥：谈到“考据学”，东说念主们往往要么说得很复杂很私密，要么不屑一顾。其实从我国纵向的历史长河来看，考据学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形而上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并称，各自代表其期间的特色学术，因为考据学发达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是以被称作念“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指的是对传统古文件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件的整理、阅兵与筹商。包括笔墨、音韵、训诂、目次、版块、校勘、辨伪、辑佚、注视、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舆、职官、护讳、乐律等。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考据”这个词来定名其学，清代学者就有强烈的争论，另有朴学、实学、汉学、考核学、验证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说法，如焦循、龚自珍等东说念主以为“经学”一词足以概之，近今东说念主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天然，若是把东说念主生比作一场比勘异同、考校得失的学问，则不错称之为广义的考据学，也未曾不可吧。

考据学最大的驱能源，便是以传统小学为先导与重要，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相等于发动机。乾嘉考据学之是以筹商者少，贤者唯恐避之不足，便是莫得小学的基本功，这辆老爷车就发动不起来，更不要说开拔了。是以，大众都躲得远远的指指点点，说这车又老旧又遗残，早该被历史淘汰，然后抢着去开一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时髦小跑车了。

晚清以来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乾嘉考据学有相等强烈的品评，致使有臭名化的趋势，这些品评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出于历史情境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品评？您会怎样为他们辩诬？

漆永祥：“考据学”这个词，恒久以来与“逾期”“反动”“务虚”“琐碎”等相议论，致使清季将一火国挨打的原因，也部分归结到考据学上来，以为清儒钻训诂搞考据，导致咱们莫得发明出飞机大炮，终被西方的洋枪洋炮击败，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咱们放眼望去，历史上最不受待见的两个早死王朝，便是秦朝和隋朝；还有两个最背着骂名的朝代，便是元朝与清朝，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之类的怪论，流行于收集间。秦、隋两朝之是以被视为暴政，除了自身照实有暴政因子外，他们莫适宜朝史，莫得东说念主替他们吉祥如意亦然很要紧的原因；而元、清两朝被含糊与慢待，则与他们是少数民族政权有极大的关系。

就历代学术而论，乾嘉考据学所受的待遇，与清朝相等，且彼此牵累。于是，最不被招供的学术与最不被细则的朝代出当今并吞个时期，就相等悲剧，演化成了双重的含糊，但这种双重的含糊并莫得负负得正转为细则，而是几何倍数愈加放大了的含糊。

当清王朝走向向隅而泣时，所面对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清夙昔任何一次拔旗易帜那样精真金不怕火的事情——易姓易王了之。清末，至少有两种变化为历代所无：其一，西方列刚劲举入侵，中国处于一火国灭种的关头，民族矛盾与敌我矛盾皆空前强烈，日益激越；其二，传统社会即将崩溃，社会政治、经济及意志时势皆处于编削的关隘。因此，在此极端的易代前后，清廷所受到的报复远比任何时期的一火国之朝要多，而又适遇其为东北一隅之少数民族入主华夏，故遭到的炮火更为犀利。反清者、排满者、反封建者、反列强侵扰者、立异者、学者乃至普通庶民，莫不视清廷为仇雠，必欲除之尔后快。

反清排满的言论，体当今学术界，便是摭拾“学术误国”的老话题而加进新内容，如清初东说念主批判宋明理学空疏误国导致明朝败北一样，将清王朝之逾期与示寂的原因归罪于考据学家之倡言复旧，治有害之学而不问国是。而立异者出于反清需要，反清则必排满，排满又必排击清室，排击清室又必揭斥禁书与笔墨狱的浮松性和阴毒性，而这样又很天然地将禁书与笔墨狱同考据学挂钩，推导出考据学的兴盛是学者迫于文网、偷安苟活而钻故纸堆的截至，使二者间形成势必的因果关系。自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东说念主始，后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钱穆、鲁迅等东说念主论证成之，遂俨然成为定论而为世界所共信。其实，其时出于反清排满的需要，如刘师培以“光汉”为字，又以“韦裔”为别称著《辨满东说念主非中国之臣民》等文，这种“汉族唯一”的种族局限，言颇失据，语多偏激，故他们不可能客不雅公允地探讨清代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也不可能公深渊评价清代学术。

尽管陈寅恪、孟森等前辈学者也对“文化高压说”提倡怀疑，以为清代史学颓败的原因，“必别有其故”；而清一代文治武功，河山东说念主才，皆有可不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旦，不应故为责备，自失学者派头”。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先是批判胡适的实证办法，后又兴表面热而以论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资修，视古籍为毒草，文件整理与筹商扫地无余。而以文件整理与筹商为职志的考据学，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为学术界的反面典型。是以，咱们一方面尽情地享用着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效果，一方面肆情地对他们进行批判朝笑，不错说是“吃奶骂娘”的典范。

近二三十年来，清代学术的筹商也取得了不少的收货，但若是查考一下对于乾嘉考据学巨擘著述的援用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梁、钱二氏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仍然领有高援用率。这一方面要归结于两部著述的巨擘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也阐发咱们的筹商大要还未超越他们。但若是换个角度讲，他们的著述撰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国度风雨漂浮，流离颠沛，府上难备，书有寄托，言多悲壮，亦期间使然。尤其梁书在谈到“音韵学”时自称，“我素来莫得筹商，都备新手”；谈到“天算学”时，又谓“极惶悚极汗下，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乃不敢强作解事”。但迫于需要，又不得不写，详细无物，泛泛而谈。梁氏深知其短，而今天学术界对他谈音韵、天算等的言论，仍反复称引，以为典据。今天咱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筹商，至少在府上占有上和学术筹商的深度上，要大大的超越先哲，并取得了不小的超越，但却仍然隐蔽在“大家效应”的光环之下，这照实是既令东说念主无语，又应该真切地抚心内省的。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文化高压是否干系系，咱们知说念“权利的毛细管作用”，文化钳制对学者潜移暗化的影响一直都在。

漆永祥：前已述之，对于考据学的成因，在谈到政治原因时，东说念主们往往强调清代大兴“笔墨狱”，导致念书东说念主不敢扰乱时政，不关注本质，只好埋首故纸堆，向死东说念主讨生活，与古籍为友，龚自珍“避席畏闻笔墨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化言语，被当成了史实来传播。咱们知说念历朝历代这些作用都有，这种“潜移暗化的影响一直都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筹商中强调这种作用既豪恣不经，也最宜让东说念主们接受。

但我个东说念主以为，对“权利的毛细管”所起的作用，不可强调得太过分了。因为稍稍纵览历代，不错看出在“文化钳制”最力的时候，或者拔旗易帜血流成河之际，学者收受的自卫之策，多是或埋名故居，老死沟壑；或高蹈山林，吸风饮露；或闪避释说念，空壳度世；或狂放身材，梦死醉生。也便是说，历来很少有东说念主以念书治学为全身逃难的手艺，更莫得东说念主欣忭好学不厌阅兵古籍来跟期间和我方较劲，念书著文其实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以笔墨罪东说念主”亦然历代统领者科罚念书东说念主的常用手艺。从这个层面贯串，清代学者“以学为隐”并不是灵巧的办法，况且清东说念主攻考据的大部分学者，并莫得谋得“稻粱”，而是穷迫困厄，重荷过活。举例江藩家中蓝本是在扬州开药铺的，他我方也通医术，还时常给东说念主治病，如坐堂问诊，必生活豪阔，但自从迷上治经学搞考据后，就灭亡家业，由富返贫了。

是以，我更欣忭以为，到了清代中世跟着国民经济的兴盛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刻书购书念书著书的飞腾随之而起，但传世古籍永劫期无东说念主董理，已经错讹到了不可殁的地步，亟需一批有志之士来作念一场掀个底儿朝天的全面计帐与校勘，而民间考据学的兴起与朝廷“四库馆”的开设，却应时地与期间潮水相吻合，衬托出了乾嘉考据学的重生，学术内因仍起着主导作用。“权利的毛细管”诚然还在，但并未达到大动脉贲张奔流的效果。

您以为乾嘉考据学的发达，与清廷高压无径直关联，但乾嘉学者似乎不大关注社会本质，不外问时政，也不编纂现代史，好学不厌，与古为生，这又该作念怎样解释呢？

漆永祥：我我方也一直有这个纠结，是夙昔后花了很永劫刻来梳理验证，试图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本质关怀看乾嘉考据学家有无“事功之学”，即考据学除外他们对国度社会有无其他孝顺。近代以来，学界在论古贤所谓“入世”与“出世”、“有为”与“庸俗”、“灵验”与“无须”时，所依据的圭臬无非是：从心态上看是“入世”还与“出世”的，从科举功名看是入场应考如故灭亡举业，从入仕活动看是积极入仕如故避居乡野，从居官实绩看是贪黩祸民如故朴直有为等。

依上述圭臬，我对清中世从惠士奇（1671-1741）到刘文淇（1789-1854）快要两百年的时刻，找出两百位考据学家进行量化分析，这些学者从时刻跨度与横向的学者地域分散而言，皆具有闲居的客不雅性与代表性。

此两百东说念主中，积极参加科举进修并取得不同等第功名的东说念主占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而高中进士者近二分之一（其中前三甲几占十分之一），举东说念主占近四分之一，两者与特科相加共一百四十一东说念主次（八东说念主有重复贪图），几占四分之三。如斯高的科名比例，放在职何一个封建期间，都是比重极高的。即各样生员六十四东说念主，亦然或屡考不中，或驱驰衣食，并未灭亡对科举功名的渴求。从这一组数据中反应的情况看，咱们致使不错说他们是“汲汲焉功名是务”，但毫不可说他们是埋头故纸而“隐居苛活”，则断断焉甚明！

乾嘉考据学家在中央国度机关任职者有四十一东说念主次，占一齐两百东说念主的百分之二十点五；父母官员多达五十东说念主，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各样文教机构中任职者有二十八东说念主，占百分之十四。也便是说在两百东说念主中，有一百一十九东说念主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五的学者曾入官为宦，占到总和的近三分之二。即未曾入仕的其他六十五东说念主，也分多种情形，或因个别原因灭亡为官，或得官不可就职，或未仕而卒，或身残不仕，但莫得一例是因为感受到政治高压或对当政不悦而灭亡入仕的契机。

此两百东说念主中，有执掌核心、为国之幹臣者，有秦蕙田、纪昀、汪廷珍、胡长龄、阮元、王引之与戴敦元等；有为总督、巡抚、布政使等方面重担，治世能臣者，如毕沅、王绍兰、李赓芸、谢启昆、胡克家、孙星衍、梁章钜与阮常生等；有任职所在而勤政为民，舍身为国者，如汪辉祖、张敦仁、汪喜孙、胡秉虔、武亿、邢澍等；有自制不阿，直声立朝者，如王念孙、洪亮吉等；有倾心文教，兴学育才者，如惠士奇、卢文弨、钱大昕、程瑶田、翟灏、丁杰、马宗梿、李说念平、严可均、汪莱、钱东壁、沈钦韩、朱骏声等。他们坚守“学问、东说念主品、政治，三者同条共贯”的理念，“以实学、实心而行实政”。在各自的职位与环境中，洁身自负，矻矻不竭，为国度发展与社会超越作念出了应有的孝顺，“康乾盛世”的到来与欢叫，也与他们的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即未入宦途，久处乡闾者，岂论贫富，也往往以儒风耆德，垂范乡里，德被四邻。如焦循虽中举，但以有足疾而弃仕，但他平日亦然“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念念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通常静察夫民之情”。毫无疑问，他的眼神是入世的，是关注本质民情的。因此，乾嘉考据学家对本质抓有进攻的关注，从国度政治，至民间贫穷，都在他们所关注的视线之内，他们并莫得远隔本质社会，他们也不可能脱离本质社会。他们董理古籍，也有着浓厚的法古致用念念想。

若是放眼全球，在其时的世界样貌中，西方运行了工业立异，参加蒸汽期间；而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当西方已经乘着火车赶紧发展时，“天朝大国”仍在坐着马车左摇右晃地平缓蠕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与戴震、纪昀、钱大昕、阮元诸东说念主，从未预料“天朝”会出现一火国灭种的危急，莫得预料西方侵扰者会从海上乘船攻入中国，莫得预料考据训诂不可能发明电化声光，更莫得预料他们在后世背上误国祸民的舛错。放在其时的环境中，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懵盹无知，另一方面国内场地沉着充足，他们也对此莫得太大的需求。中国逾期西方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治国行政与经济文化系统的问题，而不仅仅某一环某一节的问题。而睁开眼眼看世界并明显中国已经逾期，还要比及“烟土干戈”后劲敌环伺、国门灵通场地下的林则徐、魏源等东说念主。对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而言，他们仅仅在他们的国度他们的期间作念了他们应作念的合理的事情。

至于乾嘉考据学家不著现代史，假如咱们对两千年史学史进行视察，在史著编撰上有如斯法律解释：其一、史学活跃与史著尤其是现代史著大量涌现的时期，一般恰是国度悠扬分裂或国势日见蹙迫的时期；其二、在国度承平时期，干系现代历史的史著未几，此天然不包括国度史馆所编国史。在我国古代史上，大鸿沟的著史尤其是著现代史的飞腾曾出现过四次，一是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抒已见，若是以诸子皆史的不雅点看，则其时大量出现之著述，皆可称为现代史；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也出现了大量现代史著；三是南宋时期，国势日蹙，朔方少数民族政权继续南下，给南宋变成刚劲的军事压力，彼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现代史学名著；四是明末清初时期，朝代更易，围绕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在民间出现了大量史著。之是以如斯，这同史学的功能与本质社会对史学的亟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在国度承平时期，如汉、唐、明、清的欢叫时期，则是史学与史著相对较少而趋于平淡的时期，学者也不大钟情现代史事。就清乾嘉时期而言，其时跟着官修《明史》的胜利和民间修史的被弹压，明末清初的历史已不再是史学界万众把稳标议题，就以史学为职事的浙东宗派而言，章学诚曾论从王阳明到万斯同兄弟间所治史学之变化说：“浙东之学，虽源流相通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容罕见，以其各有事事故也。”章氏此语，是对咱们上述不雅点的最佳证明，史书编纂与期间荣枯戚戚干系，致使不错说是本质世界的晴雨表。乾嘉时期史学家以对前代史书进行大鸿沟整理与筹商为主要职责，一方面是考据学兴盛变成的好意思瞻念，另一方面则恰是史学自身发展之法律解释所致，一味归之于清代统领者的高压，显系偏颇之论。

今天的筹商者或者说功德者，总但愿历史按我方联想或适意的蹊径发展，不然便对古东说念主进行鞭尸，要么先知先觉般地对历史进行所谓的裁定与纠偏，要么像过后诸葛亮对古东说念主加以苛责，恨不可让戴震、钱大昕辈扛起红缨枪，进山打游击。其实，若是把今天的这些假诸葛们放在历史情境中的乾嘉时期，他们能够放下古籍，去研治火炮吗？他们能丢弃马车，去起造战船么？若是以他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条目加诸自身，既撰写不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那样的名著，又滥用国度公帑，岂不更为无须而有害，恐怕连说我方是“以学为隐”都不好道理说出口吧。

汉宋之争大多阐扬为义理与考据之争，有点像咱们以往常说的“两条蹊径的讲和”，但如您所说，乾嘉学者也追求义理，那么乾嘉学者反宋学，究竟反的是什么？而方东树等东说念主的反击，反的是什么？

漆永祥：“汉宋之争”和“考据”与“义理”之争、“说念问学”与“遵德性”之争、“古文”与“今文”之争等，在很猛进度上是交叉重复的，照实很像是“两条蹊径的讲和”。近些年来流行的不雅点是，从学术里面变化来看，宋明理学“反学问办法”运动的末期，儒者鞭辟向里、闭阁念念过，截至此路欠亨，撞了南墙，然后再猛回头，重新捡起书本，运行“重智”，由此导致了清代考据学的兴盛。

但窃以为这一说法，不一定与历史事实相符。骨子上“义理”与“考据”之争，貌似你死我活，但又共存共融，彼此依赖。清代考据学家在追索自家学问起源的时候，就一直缅怀孔子、子夏那里。上古时期，有了笔墨，就有了文件，有了文件的积蓄和重复，就有了义理阐释与文件验证，二者犹如一车之两轮，时而左偏，则可能义理盛行；时而右倚，则可能考据发达。义理走向虚炫，则以考据务实；考据趋入琐屑，则以义理归简。先秦、魏晋、宋明以义理取胜，东汉、隋唐、清代则考据兴，一盛一衰，一兴一废。至于晚清近代以来一直到当天，则是多样“办法”尤其是国外表面的世界，因此导致义理独大横霸之局。正所谓“古已有之，至今为烈”，连年来渐有“黜虚崇实”的风向，也可能是由“五阴之剥”趋向“一阳复始”吧。

从治学法度上来讲，“义理”与“验证”二途，切入点不同，也便是朱熹所讲的“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但自古以来能将二者合股得很好的东说念主，却少之又少。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最常见的说法是义理、考据与词翰三分说，清东说念主也多抓此说，王鸣盛更加多了“经济”为四分说。从来莫得东说念主说“义理”无可不可，“学以明说念”，而“说念”何尝不是“义理”，也便是戴震所讲的“大本”。乾嘉学者最常见的说法是“训诂明则义理明”，即若是连笔墨音义都搞不懂，那就谈不上对“义理”的深解；而若是音义诂释阐扬了，则“义理”自显，也用不着像宋儒那样非要高设讲坛，阔谈高论，智商阐扬“义理”，智商闻说念。清儒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东说念主，皆不好为东说念主师，更不肯讲学结社，呼喝而行，便是这种念念想影响的截至。

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惠栋倡导的。惠栋主张追求根底之学，也便是尊从汉儒，隆重师承家法之学。即“明师承”与“重源流”，这是清中世学术风气振荡的关键。学术如同政治，要扶起一片，势必要打倒一片。要回话一座新庙，缔造新的神灵；势必要拆毁一座旧庙，打落旧的魍魉。惠氏将汉、宋对立，褒一贬一。他对宋代经学收受都备含糊的派头，惠栋以为宋儒不重小学训诂，空疏无本；以理释经，凿空无据；援据释说念，遏制六经，以假乱真，经学不纯，他致使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这与戴震高喊“苛吏以法杀东说念主，后儒以理杀东说念主”，同样强烈决绝，惠栋对宋学之批判影响戴震、钱大昕等东说念主甚大，乾嘉时东说念主攻驳理学，愈演愈烈，皆承惠氏之绪余而起。

但惠栋对宋儒正心赤忱、立身制行之学，却收受细则的派头并树为楷模。他祖传楹联有“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所法即正心赤忱之学，而决非天理东说念主欲之学也明矣。

到了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转头考据学家树立并为他们立传，纂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其时龚自珍以为“汉学”二字有“十不安”，若是改成“经学”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但江氏既要为汉学争地位，更要为考据学家争地位，与宋明理学家争“说念统”不同，乾嘉考据学家所争的是“学统”，即儒学正宗，这才是江藩坚抓不改书名的主因。

乾嘉时期，耸立在考据学家对面，以珍贵宋明理学的样貌出现的，有袁枚、姚鼐、翁方纲、程晋芳等东说念主，而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发行，则激起了与他同在广东阮元署中修《广东通志》的方东树的不悦，于是著《汉学商兑》向考据学家发难。方东树自宋代黄震以降，到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江藩等，逐个指名痛责。方氏书中充斥着讥刺叱咤、吊祭毒诟之语，他以为汉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支离誖诞”，“粗谬已极”，“欲自绝于日月”；咒骂钱谦益为“誖畔之徒，东说念主头畜鸣”；叱咤戴震“为论披猖至此，洛希界面”。“所谓兽死不择音者也”。最失厚说念者，他还在品评茅星来、施朝幹时，挑升注明二东说念主“无子”，以证其不宗程朱之学之报应。

桐城派学者，康熙时方苞称“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姚鼐更以为“程朱犹吾父师”，因为乱骂讥刺程朱，“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不错为或许也”。杨向奎先生严斥方苞曰：“此不类学者言，乃巫祝语，是在巫祝间亦文网密布，一如康雍乾三代之招揽文东说念主坐牢者！”方东树都备秉承了方、姚文风，且可谓自后居上了。

方东树以卫说念的面貌出现，所卫之说念天然是程朱理学之说念，但他又无我方的见识，了无新意，仅仅一味吊祭。是以自称以“鹦鹉熄灭”的精神，向汉学家发起了犀利的报复，而他洒向这场熊熊炎火的“翼间水”，方宗诚等东说念主夸赞起到了扑灭考据学熊熊炎火的作用。其实，清代汉学发展到江藩、方东树的期间，早已过了全盛时期，加之“太平天堂”的涤荡，江南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藏书之家经兵燹焚余之后，册本流散，故家毁一火，汉学赖以生计的环境遭到极大的浮松，汉学早已不复乾嘉全盛期的光景，已经走向了衰微。是以，汉学颓败与《汉学商兑》的攻驳，不存在职何的势必议论。

乾嘉考据学者对汉唐以来注疏之学的秉承和冲突主要表当今那里？现代学术对于看成传统学术的乾嘉考据学，有哪些秉承或超越，换句话说，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合感性、客不雅性表当今那里，其致命的舛错是什么？咱们当天治古学者，又该提神些什么？

漆永祥：唐东说念办法疏之学，承上启下，是经学筹商最为要紧的经典。但宋明以来，不重注疏，束之高阁，到了清中世，考据学家主张治经须从读注疏运行。但注疏的体例有两个特征：一是所谓“疏不破注”，若是注疏被驳多礼无完皮，那便是自乱其例；一是注疏具有前代筹商效果的集大成性质，也扼制许掺入整理者过多的个东说念主不雅点。再加上纂成于众手，导致注疏体例不一，曲徇株守，疏文冗繁复沓等弱点，使东说念主不悦。同期，在清东说念主看来，就“五经”而论，《诗经》是毛郑之学，《三礼》有郑注，这是汉学，莫得问题；《左传》杜预注，十之六七采自汉儒，汉学尚存其间；而《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汉学尽失，问题严重，亟需更革，以规复汉学，使经学纯正，而径直七十子之“微言大义”。更为要紧的极少是，注疏疏于训诂而不解假借，而明假借，通训诂，因音求义，恰是乾嘉考据学家的最大利器。在他们眼中，注疏的弱点千疮百孔，得到充分清楚，这就引起了更大的不悦。

于是，清儒对唐东说念办法疏一方面作念纠谬正讹，剔伪立真的责任，另一方面抛开注疏，以我方的筹商效果别立新疏，取得了极大的树立。经学除外，他们校勘正史，补表补志；董理诸子，畅通证明；辑佚辨伪，掇编别集。精真金不怕火来说，他们把其时能看得到的古籍，搜求考辨，逐个校勘，作念出了绝大的孝顺。咱们今天的筹商，若是莫得清东说念主打下的基础，有些责任可能寸步难行，举例宋诗的整理与筹商，若是莫得清代吴之振、吕留良等编《宋诗钞》，厉鹗编《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编《宋诗纪事补遗》等的铺垫责任，则《全宋诗》的编纂是不可相像的事情。

若是要转头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手艺与法度，我以为领先极少便是小学筹商法度的先进性与科学化，尤其是音韵学的发达带动了系数学科的发展；其次是旧书惯例归纳法的客不雅化与法律解释化，“念书必求其例”成为他们自愿的治学法度；再次是循途守辙、无徵不信的求证法度，坚抓循途守辙，事必有证，智商得出可靠的论断；第四，博涉专精与综贯明白的法度，高下千年，纵横四部，既博且精。我以为还有极少值得尽头强调，便是他们不嗜声华，耐得住一身，有着为董理古籍而献身的精神。举例卢文弨发愿校遍世界书，以为这是他最大的兴趣兴趣与能源；段玉裁后半生治《说文解字》，体衰力弱，任重道远，或许不可完成；钱大昕老来昏眼，但念书著书，尚能写蝇头小楷；王念孙抱病在身，陈奂赶赴探视，王引之顶住不要和其父探讨学术，因为他会同意，“论书眠不得也”。这种强项信念与奉献精神，珍贵不值得咱们提倡与学习么！

就乾嘉考据学来说，其自身的舛错也极其较着。一是尽管他们也疑经辨伪，但他们从来莫得将孔子打翻在地，把六经视作平常府上，经学仍是无出其右的“万世教科书”；二是他们赖以立身的传统考据之法，以音韵学为先导，而究之这种“因音求义”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并不是休养百病的万世良药；三是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循途守辙”，也并非都备道理上的客不雅务实，而是以打倒“宋学”扶抓“汉学”为基础与底线的，他们不提倡“理学”，反对“说念统”，但尊崇“汉学”而扶护“学统”，骨子亦然有弊的偏方；四是他们反对释说念，对佛、说念抓废除派头，而中国粹术自唐以来就已经冉冉成为儒释说念合流的产物，莫得所谓隧说念的儒学，故为清末东说念主所讥刺；五是他们不求格致之学，这是自后最受批判与攻驳的。

自清季至今，跟着新府上的出现，乾嘉考据学效果受到空前的怀疑。举例从出土文件与考古效果来比勘筹商，对诸如《老子》《诗经》致使河图、洛书等等，清儒一些俨然成定论的效果，有申雪的嫌疑；同期，传统经史文件的大量现世，让咱们看到了清儒所难以看到的大量经史版块，包括简牍、唐写本、敦煌钞本、日本钞本，对清东说念主版块学筹商收货提倡了质疑；再比如文件的电子化，对清儒赖以立身的记诵考据之学，形成了空前的威胁，一字之变化，不错秒得，“e考据”似乎有取代传统府上征集与整理之势。

而新法度新念念想的介入，也指引今东说念主走不同于乾嘉考据宗派的说念路。一是西方包括阐释学以来的解释法度，与中国传统考据学旅途不同，法度有异；二是新念念想新不雅点的侵袭，如连年来甚嚣尘上的“新清史”等不雅点的影响；三是外洋中国粹家的介入，如余英时、孔飞力、艾尔曼等东说念主的筹商，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力；四是接受新法度新不雅念的中国八○后、九○后筹商者，在经学、史学、玄学乃至笔墨、音韵、训诂、目次、版块、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天算、职官、舆地等方面，都有着与前东说念主以实时东说念主人大不同的倡导和效果。

但咱们也要看到，近些年来传统考据学或者说传统国粹的筹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举例在府上获取与阅读上，原始府上的支配与筹商少，不肯花自大气下大功夫，过分倚重电子府上，不可深挖发掘，而电子府上的选拔与判断更少，见异文异言则视如矿藏，减弱推翻前东说念主论断，视为定论；二是在筹商问题上，有利意外地忽略或者灭亡大课题大问题的筹商，转而趋向轻细、破碎、片段致使支节末叶的问题，不大气，不舒服，既放开了正途，也不去占领两厢，而是钻进衖堂子而一往无前；二是筹商效果与论断的速成化、卤莽化、泡沫化与无效化，越来越较着，这是功利恫吓催迫的截至，让东说念主充满了无奈。况且在学术上有急于和西方对抗或者说比赛味儿的惊愕，恨不可耸立潮头，引颈世界。乾嘉考据学家诚然有著述等身者，但很多学者一世唯唯一部代表作，当天有一年就出书多部著述者，而名目又三年必须结项，短平快工程，只关联词浑沌了事，这就招架了学术的法律解释，真实是可堪忧虑！

您将乾嘉学者分为惠栋、钱大昕、戴震三派，在您心中，这三位学者能排座席吗？

漆永祥：我将乾嘉考据学差异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是对章太炎、梁启超以来吴、皖、浙东、扬州均分法不太适意，以为这些分配既不可反应学者的师承渊源，也不可准确反应宗派特质，也忽略了其时朔方的考据学家，我也反对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差异宗派的作用。除了上述原因外，钱大昕是我最为佩服的清代学者，更为要紧的是他的学术照实与惠、戴不同。因江藩《汉学师承记》言其曾从惠栋、沈彤游，故后东说念主将其归入惠派。关联词，深入查考钱氏之学，则并不如斯精真金不怕火。

嘉定一地，明夙昔寥寂无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归有光移居嘉定安亭江上，念书讲学，故其时嘉定东说念主士师承归有光。如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并一时之雄。归有光治学经史兼通，故嘉定学者也多钟情于史。至明末清初，尚有严衍、黄淳耀、李宜之等东说念主治史。至清中世王鸣盛、钱大昕等东说念主，终于束上起下，踵事增华，成为具有嘉定特色的一代学术。不错说，归有光之于嘉定，真可谓“巴蜀好斯文，文翁之化也”。

若是咱们要给惠栋、戴震、钱大昕三东说念主排座席，还的确有点儿意趣。惠栋是乾嘉考据学扭转风气的先导者，戴、钱受其影响，承风而起，是晚辈，是后学，若是要排座席，论齿论德，皆让惠栋一先可也。

至于戴、钱之座席，其实戴震早已经排过了，他说“现代学者，吾以晓徴为第二东说念主”，核定以“第一东说念主”自居。其时钱大昕著述尚少，戴以钱氏居次席，也足见其对钱氏之喜欢与赞好意思。自后，李详尚替钱氏抱不屈，称戴震穷走京师，因钱大昕游扬之言，其名始著，而戴氏以其为第二东说念主。“钱学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为作《戴先生传》附于潜邱、定宇、慎修诸先生后，其度真不可及”。

推而论之，戴、钱之学，各有千秋。而戴学未显时，钱氏为其立名；戴学名世界，钱氏又引为心腹，礼敬推服不已；戴氏殁后，钱氏又盖棺论定，推阐赏赐其学。即此点而论，钱氏宽雄壮量、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却超迈戴氏远甚。前代大家之气度风采，可为万世之楷模！

上海嘉定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最近一些年来，儒学的公羊学一脉甚为兴盛，您奈何看这一好意思瞻念？

漆永祥：儒家“十三经”中，汉代何休曾贬斥《周礼》是“六国筹备之书”，王安石朝笑《春秋》为“断烂朝报”。便是《周礼》中的轨制真实是太详备周密，后世都不可备，令东说念主不可念念议；而《春秋》则时断时续，史实语意，常有不贯。是以有了《谷梁》《公羊》与《左传》为之注，三家之中，以《公羊传》中的“相等异义可怪之论”为多，最为悬怪莫测。但《公羊传》经董仲舒、何休等东说念主的释解小说，遂生出天东说念主感应、大一统、三科九旨与夷夏大防等大关节来，即借经义谈政治。到了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东说念主，以《公羊传》“微言大义”指点时政；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级，更是支配“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说，看成补阙拾得、维新变法的表面依据。

其实，经术治国益身，是须生常谭，所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往远了说如“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即在中古也有赵普“半部《论语》治世界”之说。这些出息近影，令若干东说念主心中憧憧，血脉喷涌，日间长夜，意绪难平，通也曾而为君主师，亦然千古儒者的大梦。

窃以为经学的核心是东说念主学，东说念主学的核心是为己之学，也便是修己求仁，忠恕向善之学。往雄壮上了说便是退换东说念主与天然、国度、社会、邻里、友一又、戚属之间的关系之学。如《周易》三复谆谆，无非是遵守长入天、地、东说念主的关系。三者和合，则家国鼎旺，河清海晏；三者失调，则天怒东说念主怨，熬煎必及。清代惠栋称《周易》是“赞化育”之书，他以为釐清与和谐世界东说念主的关系，神鬼来歆，民物安详，就能达到“阴阳和，风雨顺，五谷熟，草木茂，民无鄙恶，物无疵厉，群生咸遂，各尽其气，威厉不试，民风纯好意思，四夷宾服，诸物之福，可致之详，无不毕至，所谓《既济》定也”的效果。这天然半是言学，半是瞎想，亦然古东说念主的“中国梦”良友。

就今天而言，经学不是天然科技之学，家国和宁，东说念主快慰定，有助于科技的创新与发明，但经学无法开出如清末东说念主所联想的“电化声光之域”，造不出芯片这样的高技术居品来。若是畅想在当天再闭关锁国，从经术考据中找寻东说念主工智能与将来科技的秘钥，那就真成了“国将不国之学”。更有甚者，欲以经学进身，拾取公卿，为君主师，只不外是痴东说念主寐想终结。

原文联贯：漆永祥谈乾嘉考据学的得失赵小贝